传统上，我国把有害生物的防治称为“除四害”运动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级政府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来完成的。总结建国以来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历史，对促进我国PCO这一新兴产业健康、有序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国家面临经济凋敝、科学衰落、文化荒芜的局面，被称作“东亚病夫”的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也受到“瘟神”的严重威胁。据资料记载，当时鼠疫波及全国20个省、自治区，1900－1949年间全国共发病115万人，病死100多万人。血吸虫流行区域200多万平方公里，病人1100万以上。其他，如疟疾、丝虫病、黑热病等遍布中国大地，建国前夕我国人均寿命仅35岁。
面对公共卫生的严峻挑战，如何摆脱“瘟神”的威胁，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。
建国不久中央就确定了“面向工农兵，预防为主，团结中西医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卫生工作原则，即“四大方针”。前面三个原则是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的，而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是经过总结反细菌战时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之后确立的。
当时爱国卫生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和效果，不仅振奋国民精神，而且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，国际上许多人士初步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1952年5月，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各地考察后向全世界宣告：今天，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运动，这个运动受到五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，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。这个运动已经发生的作用，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了。在我们看来，设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，而且是徒劳的。
全国军民、全国各地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作用，不仅在于粉碎了细菌战，也不仅在于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善，更有深远意义的是，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卫生工作方法，也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贫困、卫生落后的大国，找到了一条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方法。
1952年12月8日至13日，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毛泽东为大会题词：“动员起来，讲究卫生，减少疾病，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。”周恩来作了报告。会议确定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为我国卫生工作的第四项原则，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我国爱国卫生运动除政府领导、群众参与以外，专业队伍、专业机构的指导、宣传和直接实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1949年10月27日，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，决定采取紧急措施，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。当天中央防疫总队成立，先后组编九个大队，派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。
卫生部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。到1950年底，直属卫生部的专业防疫队有88个、1100人，鼠疫防疫队12个、1400人，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。各地方还成立了由医务人员参加的地方防疫队。随着社会秩序、人民生活、经济建设的正常化，卫生防疫工作也逐步正规化。建国初期，我国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建卫生防疫站，后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。1983年全国共建防疫站1626个，到1985年发展到3274个。针对一些特殊传染病如鼠疫等地方病、寄生虫病，重点建立一批专业卫生防治站（所），1983年达到1326个。铁路、交通、大型厂矿也建立本系统的卫生防疫站。这些站、所的任务就是通过监测、监督、科研、培训及健康教育来进行疾病控制。
此后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，一直都存在着专业队伍。以武汉为例，1958年为了配合“大跃进”时的“除四害”工作，从农村招来40余人专门从事消毒、杀虫、灭鼠工作。三年自然灾害后，因精简机构，队伍解散，人员遣返回家。1965年为加强副霍乱的预防工作，组建120人的临时防疫队，除处理疫情、接种疫苗外，其余人员分别安排到省市委、省市政府所在地开展灭鼠、灭蚊蝇工作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这种做法被作为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”、“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典型”而受到批判，工作停顿。1973年全部人员转为正式工。但防疫队取消，除小部分人员留市防疫站外，大部分被安排到中草药厂、精神病医院、职业病防治院等医疗单位。